２００２年秋冬之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讲“欧洲文明史论”，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有幸担任先生的助教，于是每周都能听到先生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的两个话，都是针
第二是回顾他自己研究国际问题的经历，说有一段时间他专门找了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来读，但是读完之后，只觉得枯燥无味、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书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不客气地说就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实际上并不高明。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学国际关系的学生，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要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书，特别是历史书（参见《欧洲文明十五讲》，第１５页、第２５８页）。
陈先生的这两个看法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乃是因为产生了共鸣。现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似乎相当繁荣，文章写了很多，书出了很多，有的人更成为电视明星。但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总还是感觉有不少这样的“成果”，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不出有多么深厚的功底，更看不出有什么理论上的贡献。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学者不重视理论，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忘记了欧洲；只看到现状，忘记了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国际关系理论，忘记了背后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渊源。这样的研究缺乏底蕴，也不可能有很高远的境界。而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的这本《欧洲的未来》，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示范。
根据本书第１８页注解１中的自述，作者卡莱欧本科时代主修的Ｈ．Ａ．Ｌ乃是一种“人文学科、历史、艺术和文学跨学科的课程”，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则“对政治学、文学和艺术的相互联系具有训练有素的强烈感知”。进入研究生学院后，他更受到了社会科学新方法的训练，并师承于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沃尔福斯?Ａｒｎｉ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等政治学大家。应该说，作者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政治哲学体验，使作者在描述现实问题时举重若轻；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法，更使得全书线索清晰，虽千头万绪却丝丝入扣，决无芜杂或生硬的感觉――实际上，尽管作者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若干判断并将这些判断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基础（比如，他认为，“渲染苏联模式的失败和解体并不能动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分析”，《欧洲的未来》，第９页，以下未标注书名而直接写出页码者均引自本书），他对全球化和右派的“全球主义者”的批判（第２３３页～２６９页），对美国双重个性（“全球霸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第１８５页）的剖析以及对单极世界的反感，都使他看起来更接近左翼学者的立场（当然，也仅仅是部分的接近），而一般来说，左翼学者更擅长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条理分明体系严密是他们的特点。
最能够体现上述这样一些特点，也使读者深深折服的是本书第一部分引言中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作者明确地指出，构成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是两根支柱――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而进一步来说：
现代欧洲是二者的繁衍之地，它们一起形成了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但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相伴相生，也充满了内在的和相互间的矛盾，从而成为现代欧洲动荡和暴力的重要根源。特别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三个自相矛盾的特性一直在现代历史中得到反映。其一是相互依赖的国家主权：欧洲民族国家天性上对至高无上的主权孜孜以求，但在现实中却深深地相互依赖。其二是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的发展又倾向于削弱民族国家。其三是资本主义的自相毁灭：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倾向于对其自身的削弱。（第１７页～１８页）
实际上，这不仅是作者在回顾欧洲历史时所坚持的基本分析框架，更成为展望“新欧洲”走向的重要依据。本书中所评述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也无不产生于试图解释和解决上述三大矛盾的过程之中。
作者对于欧洲政治哲学的传统相当熟稔，在第四章中，他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梳理影响欧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思想流派――而发人所未发的是，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赫尔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都归为“社群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都相信，“一个合理的国家是一个由全体公民共有的特性捏合在一起的均衡的制度要素构成的社会”（第６７页）。作者认为，社群主义所代表的注重社会的传统与自由主义注重市场的传统都存在着重大危险，对于“欧洲的未来”而言，社群主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受到了全球化的强烈挑战并且走向了衰落，但是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就理所应当地赢得了决定权。作者宣称，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回忆李斯特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谆谆教诲――而李斯特代表了一种折中的主义，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社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既拥护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又认为欧洲的国家将不会也不应该消失，它们依然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和共同意志的驱动者”，它们在尊重各自权利和尊严的同时，建立起一个框架，“通过鼓励会集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维持自由与活力。并且，这个框架还将通过一种共同的社会正义感、人类价值观、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来对它们之间的竞争加以平衡。”（第２６６页）作者认同李斯特的设计，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中庸之道”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或者说整个古希腊传统智慧的关键所在（参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３页）。
在对欧洲联盟宪制方案的讨论中，作者引用柏克的观点来解释亦十分精当。柏克作为政治保守主义开宗立派之人，相信任何成功的宪制都必须从历史中“自然生长起来”，也就是“经历一种尝试、错误和习惯养成的过程”。作者据此发现，“欧洲理事会和总体上欧洲联盟的功能，对长期养成的习惯和在制度领域相互影响的成员共同享有的系统文化的依赖，要甚于对正式的体制性安排的依赖”（第３０１页）。作者特别强调欧盟政府间文化的重要性，也因此承认欧盟东扩的复杂性――其实，这个解释正可以借以说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迟缓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缺乏一种设计完美的制度，而在于尚远未培养出文化的土壤。
作者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造诣，反映在本书对两极体系以及冷战后欧洲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而可能会引起读者特别兴趣的是他对美欧关系――也就是“欧洲的未来”乃至整个国际新秩序的核心部分的设计。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欧之间的龃龉，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并且认为霸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欧元的降临就其本身而言乃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旧格局再也无法包容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志”。
作者也怀疑将有取代美国的新霸主出现，他把一种“均衡合作的多极体系”视为理想的情况――其前提是，欧洲在推进宪制改革和安排安全事务方面取得成功，从而强化自身的机构，再进一步地重铸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形成所谓的“三极的泛欧体系”。换言之，只有欧洲均衡而内聚，一个“真正具有稳定的和平希望的世界”才是可能的（第４０７～４１１页）。
作者给美国政府开出的方案是主动去接受并且推动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紧密联合的欧洲的形成，而美欧之间的联盟则构成一个“美欧形式的全球领导者”，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更为和谐而且更加可以接受”。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显然仍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写道：（“美欧形式的全球领导者”的形成）“意味着共同发掘政治和制度上的创造力以包容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作者并没有正面回答，西方将如何“包容”新兴的非西方的世界大国（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去改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我想，这也正是留给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问题。
总起来说，这是一本相当大气的书。读者当然也可以从中看出对策式的结论，可以各取所需地去摘取一些对于最近时事的解释，但更多地，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有思想的学术”。毫无疑问，没有深厚的功底不可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作者谦虚地把这种“对历史和政治经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归之于“方法论上的习惯”（第１８页），而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既然缺乏这样的“习惯”，那就更需要有方法论上的自省与自觉了。
（《欧洲的未来》，戴维・卡莱欧著，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月版，２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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